契诃夫短篇小说集

兽医伊万·伊万内奇和中学教师布尔金由于耽误了时间，所以只得在村长普罗科菲的堆房里过夜了，村长的堆房在米罗诺西茨科耶村边上。伊万·伊万内奇是一个又高又瘦的老人，留着长长的唇髭，他的姓是一个相当古怪的复姓，即奇姆沙—吉马莱斯基，他与这个姓一点儿也不相称，所以全省的人只叫他的本名和父名，也就是伊万·伊万内奇。伊万·伊万内奇一直住在城郊一个养马场里，为了呼吸一点新鲜空气，他才有了这次打猎行动。而猎人中的另一位，也就是中学教师布尔金，倒对这个地区特别熟悉，因为他每年夏天都来П姓伯爵家里做客。

两个猎人谁都没有睡觉，伊万·伊万内奇坐在门口，吸着烟斗看着外面，明亮的月光照在他身上。布尔金则躺在房间里的干草上，谁也看不见黑暗中的他。两个人讲起了故事，还说起了村长的妻子玛芙拉。玛芙拉是一个健康、聪明的女人，可是这个可怜的女人却一辈子也没有走出过村子，也从没有看见过城市和火车，她只是十年如一日地守着炉灶，偶尔在夜间才出去走走。

“这有什么大惊小怪的！”布尔金说，“在这个世界上，性情内向、整天像蜗牛一样缩进自己的硬壳里的大有人在，也许这也有隔代遗传的原因吧，也许这也是人类的退化现象吧，也许这只不过是人类中的一种性格类型吧，谁又明白呢？我又不是博物学家，也没有能力探讨这一类的问题。我只是认为玛芙拉这样的人并不稀奇，你就看一看别里科夫吧，这可是一个想不到的例子！

“我的同事别里科夫是一位希腊语教师，两个多月以前就去世啦。他的名气可大啦，您可能也听说过他。他之所以出名，就是因为他在太阳高照的天气里也会穿上套鞋，带着雨伞出门，而且一定会穿上暖和的棉大衣。他总是把一切物件都装在套子里，雨伞装在伞套子里，怀表装在麂皮套子里，就连削铅笔的那把小折刀也是装在一个小小的套子里的。让人觉得好笑的是，他的脸也好像装在一个套子里，因为他的脸老是藏在竖起的高高的衣领里面。他常常戴着黑眼镜，穿着绒衣，耳朵还用棉花堵着，他坐出租马车时，也喜欢让马车夫把车篷支起来。总而言之，别里科夫总是想把自己包裹起来，好像要与世隔绝一样，他不影响外界，外界也别想影响他。现实的生活让他坐立不安，时时处处刺激着他，惊吓着他。他总是能为自己的做法找到理由，说现在的生活怎么怎么不好，老是称赞过去的事物，甚至称赞那些根本就不存在的东西。别里科夫的种种行为也与他所教的古代语言不无关系，这也使他容易远离现实的生活。‘啊，希腊语是多么响亮，多么美妙啊！’他总是一副美滋滋的表情。为了证明这句话的深刻含义，他也总是眯着眼睛，竖起一根手指头，念道：‘Anthropos！’

“别里科夫总是极力把自己的思想藏在套子里，只要政府的告示和报纸上的文章写着禁止做什么事情，他就会记得一清二楚。如果有告示公布中学生晚上九点钟以后不许到街上去，或者一篇文章提倡禁止性爱，他的心里就会像明镜一样：这种事是被禁止的。而且每当官方批准或者允许什么事情时，他又总是觉得其中包含着某种隐隐约约、还没说透的成分，甚至包含着让人起疑的成分。每当政府批准在城里成立一个戏剧小组，或者一个茶馆，或者一个阅览室时，他又总是摇着头、叹着气说：‘这个主意好倒是好，只是千万别闹出什么乱子来啊。’

“虽然好多事看起来都与他毫不相干，他却总觉得违背了法令、脱离了常规、不合规矩，这使得他总是垂头丧气。还有如果一个同事参加祈祷仪式去迟了，或者听说一些顽皮的中学生闹事，再或者看见一个女校的女学监很晚了还在陪着军官玩，他也会觉得心慌意乱，一个劲儿地说：‘千万别闹出什么乱子来呀！’他在教务会议上的那种慎重、那种多疑、那种套子式的论调，把我们压得都透不过气来。他总是数落青年人的种种恶劣的行径，说他们在教室里吵吵闹闹，不管是女生还是男生都是这样。哎呀，只求别把这种事传到上司的耳朵里去才好啊！哎呀，也可千万别闹出什么乱子来啊！他还要求开除二年级的彼得罗夫和四年级的叶果罗夫，后来其他的老师不得已之下，只得向他那唉声叹气、他那垂头丧气、他那苍白小脸蛋上的黑眼镜（他那张小脸活像黄鼠狼的脸）让步，降低了彼得罗夫和叶果罗夫的品行分数，关了他们的禁闭，最后终于开除了他们。他还有一种古怪的习惯：常常访问我们的住处。他在同事的家里，坐下来之后就一声不响了，仿佛领导考察似的，有时他可以一言不发地坐上一两个小时，然后才走，还把这美其名曰‘保持良好的同事关系’。当然，这类呆坐着的拜访，对别里科夫来说是很难受的，但是他不得不来看我们，他认为这是他对同事们应尽的责任。我们学校里的同事都怕他，就连校长也怕得不行，您瞧，我们这些教师都是有头脑的、极其正统的人，而且还受过屠格涅夫和谢德林的教育，然而这个老是穿着套鞋、拿着雨伞的别里科夫却整整辖制了中学足足十五年！

“可是，仅仅辖制中学还不算什么，令人震惊的是，全城的人都在他的辖制之下。我们城里的太太们在星期六也不敢办家庭戏剧晚会，因为怕他知道；到了斋期教士们也不敢吃荤、不敢打牌，也是因为怕他知道。在别里科夫之流的影响下，在最近十年到十五年间，我们全城的人已经变得什么都怕了，他们不敢写信，不敢高声说话，不敢有亲密的朋友，不敢周济穷人，也不敢看书，不敢教人读书写字…